1912年1月1日,中华民国成立,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,他第二天就亲笔给容闳写了一封信,邀请他回国担任要职。84岁的容闳此时虽然有心,但已无力,卧病在床。1912年4月21日,容闳病情恶化,抢救无效,最终逝世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寓所。我们无法猜测,容闳对于自己最终没有叶落归根是何想法。
但他的墓碑上,专门刻了一个汉字的“容”。说容闳是“中国海归第一人”,可能略有夸张。在容闳之前,应该还有其他中国人留洋归来。但以从耶鲁大学毕业的资历,以及后来参与的各种大事件,容闳也应该算是第一人。
不过,从某种意义上说,容闳的一生其实有点尴尬。他其实早就入了美国籍,信了基督教,但是在美国,大家还是把他当作一个中国人;虽然他依旧是黑头发、黄皮肤,但在中国,大家却把他当作一个外国人。而容闳提出的一些建议,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,也确实让人有些难以接受,事实证明也不可行,比如全部照搬美国的政治和金融制度。
所以,容闳还有一个称号:中国近代史上的“边缘人”。但是,就是这样一个“边缘人”,在中国近代史上却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一笔。为什么?就是因为他无论是何国籍、身份,自始至终都是一位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者。
在中国遭遇“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”的时代背景下,容闳从小到大到老,从留洋到洋务,从维新到革命,遭遇了诸多变化,他的认知和观念也一直在变,但有一点始终不变:他希望中国能够变好,能够变强。
因为有这个理想,容闳才愿意放弃别人眼里难得的舒适生活;也正是因为有这份信念,他才自始至终不选择放弃或逃避。所幸,自容闳始,一代代的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,像他这样怀着赤子之心的,大有人在。
爱国如同爱母亲一样,不需要理由。不爱自己的母亲才需要理由,一个中国人热爱中国是理所当然的。然而他热爱中国的方式跟传统的中国人不一样。后者方式几乎是百变不离,其中就是维持中国陈陈相因的肌体,绝不可触动。他则是要触动中国的肌体,使衰老腐朽的老大帝国,焕发青春获得新的生命力,变成文明强盛的国家,不再任凭西方列强的宰割。
他的方法就是用西方先进文明作为新鲜血液,持续注入中华老大帝国的集体使之完全获得活力。其具体办法就是让中国年轻一代像他一样接受西方教育。从而将西方教育移植应用于东方文化,实现中西文化的交融,进而达到复兴中国的目的。
今天我们就来探寻这位海归第一人容闳他在北京的足迹,来深度了解他。用他爱国的真实行动激发我们、效法容闳精神,脚踏实地,尽职敬业,继往开来!
1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
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49号,原为清一等超武公阿鲁特·赛尚阿的府邸,清同治元年(1862年)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,是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办公旧址,现为公安部人民来访接待室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坐北朝南,分为东、中、西三路建筑,现仅存前部部分院落。
总理各国事务衙门,简称总理衙门,又称外交总理衙门,也称“总署”、“译署”,由王公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,仿军机处体例设大臣和章京两级职官,大臣从七、八人至十多人不等,满汉章京共四十二人,另加司员若干,以协助办公。衙门负责外交事务,兼管通商、海防、关税、路矿、邮电、军工、同文馆和派遣留学生等,具有一定的近代色彩,逐渐成为晚清最有实权的政府机构。清光绪末年改为外务部,民国初年又改称外交部。
首倡幼童留美,开创历史先河
容闳一生最大的贡献,是他努力实现自己提出的教育救国思想主张。
1863年,他投入曾国藩幕中,接受到美国购买机器、创建江南机器制造局的任务。至1867年,他建议曾国藩在机器厂附设兵工学校,“招中国学生肆业其中,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”。自此成功后,容闳认为:“所怀教育计划,可谓小试其锋,既略著成效,前者视为奢愿难偿者,遂跃跃欲试。”
1868年,他首先向志同道合的好友、江苏巡抚丁日昌上书清廷提出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”的教育主张。但他的主张一直被“冷藏”三年。容闳为使此事不被遗忘,恳请了巡抚常向曾国藩言此计划,以免日久淡忘。
1870年,“天津教案”事发后,容闳作为丁日昌的翻译参加处理此案,有机会面见曾国藩,直接向他提出分期分批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建议。经过曾国藩与李鸿章商议,将容的建议奏请清廷,得到批准。
具体计划是:四年内每年派12至15岁幼童30名共120名到美国留学,费用由政府负责。15年内学成归国。同时,派遣留美毕业生随往管理。为了实现这个教育计划,容闳积极奔走招生事宜,在上海办了预备学校,到广东、香港招生,又于1872年到美国作具体安排,至1875年,共选送4批幼童赴美留学。
在此期间,容闳除负责留学生委员外,还任留学生的监督。四批少年学生留美期间,都能爱惜时间,孜孜求学。思想品德良好。就连美国教育界一些著名人士都认为中国学生“人人能善用光阴,以研究学术”。
可当时清政府中一些人并不如此看问题,如曾任留美学生监督的陈兰彬、吴子登等人认为,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为“离经叛道之举”,对容阂所倡办的教育计划“尤思破坏,不遗余力”。甚至在他们任监督期间,向清政府作种种造谣,“说什么此等学生,若更令其久居美国,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,他日终能学成回国,非特无益于中国,亦且有害于社会”,容闳虽为此写过详细报告竭力申明实情,可当时就任清廷总督的李鸿章,不愿为学生辩护,最后中止了继续派遣学生留美计划。
至1881年9月6日,全部留美学生撤回。容闳的教育计划虽未能延续,然而他开创的留学运动,却不断得到发展,以后不少学生以各种形式赴法国、美国、日本等国留学,至二十世纪初,中国学生的留学运动达到了高潮。
提出救国方案,致力维新事业
1881年教育计划的失败,以及妻子因病于1885年中年夭折,使容闳十分悲痛,但在此期间,他仍时刻想念祖国的未来,再向清廷提出了一系列的救国方案,以求国家富强繁荣,但都—一被清廷否定,未能奏效。
1882年,他在北京居留时,面对外国鸦片大量的输人,严重危害中国国民情况,他上书清廷,建议禁止鸦片的输入。可当时的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,认为目前缺乏办理这一事情的人才,而置之不理。
1894年,甲午战争爆发。面对日军的人侵,容闳在爱国心的驱使下,力陈条文,主张坚持对日抗战,向清廷提出如何打败日本的建议。这项建议包括:一、中国速向英国借款1500万元,购买战舰三、四艘,雇佣外国军队5000人,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,使日军首尾不能相顾;二、将台湾抵押给欧美列强,借款4亿美金,作为全国海陆军继续战争之费用。
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对第一项建议很感兴趣,立即发电派容闳去伦敦向英国商谈借款。容闳到了伦敦,不足一个月。就将借款事项协商就绪。但因以关税为抵押,遭到清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反对而未能实现。而他作为借款的经办人,也几乎被伦敦借贷银行向法院控告。
甲午战争失败后,他又谋求救国方略,提出在中国实行“完全的新政策。”其内容包括:聘请外国人为中国政府外交、财政、海军、陆军四部的顾问,并派有才学的青年学生,处于各顾问之下,以资练习。他认为:“如是行之数年,中国行政各机关,不难依西欧之成规,重新组织也”,但他这建议亦未被清廷采纳。容闳在连续几次提出救国方案失败后,并未失去爱国之心,仍笃志要实现自己的改良主张。
1896年,他又接连提出设立国家银行及修筑铁路计划,也先后遭到清廷拒绝。他不得不感叹地说:“予救助中国之心,遂至此而止矣。”
其实,他的爱国心并未真正停止,他仍在不断追求、探索,直至生命最后结束。他逐渐认识到,自己多次提出的救国方案之所以未能实现,是因为清廷统治者昏庸腐败,因此在政治上必须进行改革,兴民权,谋变法,才是中国的出路。
容闳早就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体制、制度问题,只是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依靠,因此寻找、依靠洋务派从办新式教育入手最后朝廷制度改造,对朝廷还抱有一线希望。现在,通过洋务派的努力最后失败,但一股要求变革政治制度政治力量突然崛起,并对容闳表示支持、声援,容闳自然与之一拍即合。年已七旬的容闳,仍精神焕发积极参与维新运动中去。
容闳参加了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的成立大会,对康的主张大表赞同,以后维新派开会,他都积极参加,一起商讨变法大计。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经营下,实行“三湘新政”,成为维新运动最有生气的省份。湖南维新派积极与容联系,容也对“三湘新政”大表支持,举荐不少新式人才赴湘,双方互通声气,遥相呼应,相互支持。此时康、梁刚登上政治舞台,容长康30岁,长梁45岁,已有相当社会声望,而且与康、梁是同乡,因此康、梁对他十分尊重,经常征求他的意见。
而容闳在东华门附近的金顶庙(又称关帝庙)寓所,长期成为维新派聚会商议变法大计的场所,几乎成为维新派的会议室。维新派人士尊称容为“纯老”、“纯公”、“纯斋”,他们的许多重要建议、奏折和应对策略,都是在此讨论产生。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“统筹全局”的奏折中,估算概行新政大致需要“五六万万”之款,因此建议派容闳赴美筹款,并多次对其人品备加称赞,推荐他担任外事联络(如向外国借款、办理外交等)职务。
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一直非常激烈,容闳参与维新派活动引起了顽固派的注意。1898年5月中旬,坚决反对维新的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上折弹劾维新派官员张荫桓说:“又闻张荫桓与其同乡人道员梁诚、容闳等,与洋人时相往还,行踪诡密。” “与洋人时相往还”,虽未明说,却又明确含有与洋人勾结、卖国、汉奸之意,近代以来,这是中国政坛攻击政敌最厉害、最有效的武器。
6月中旬,光绪皇帝正式颁发“明定国是”诏书,维新变法正式开始。制度变革必然严重触犯既得利益集团,因此新、旧两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,9月中旬,双方已经水火不容,最后刀枪相见。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并无实权,而实权掌握在坚决反对维新的慈禧手中,尤其是军权,完全被她掌控。
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,维新派只能铤而走险,孤注一掷,由谭嗣同在9月18日深夜只身前往手握一支新军的袁世凯寓所,劝说袁支持维新、武装保护光绪皇帝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维新派约定在容宏寓所会面,等候谭的消息。当晚,梁启超先来容寓,稍后康有为也来此,他们与容一同紧张等待谭嗣同到来。谭嗣同带来的消息并不乐观,他们对未来忧心忡忡。随后两天,又传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但袁不表支持的消息。维新派一派愁云惨雾,在一筹莫展之际,天真的容闳主动提出自己可以出面一试,请美国驻华公使朝廷外交干预,看能否挽救维新败局。但康有为等认为,美国在中国没有驻军,没有军事压力,仅凭外交手段根本不能使慈禧就范,谢绝了容的好意。
9月21日,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,维新失败。光绪皇帝被囚,清政府下令通缉康、梁,杀害“六君子”,严厉处罚参加变法之官员。在清廷四处捕人、风声危急之时,容闳首先想到的康、梁等人的安危,设法帮他们出逃。他曾请求美国公使营救康有为、写信给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他设法营救梁启超。
容闳是维新的核心人物之一,自然也被清廷“撤差”和通缉。这时京城官府疯狂抓捕维新党人,一片恐怖。容闳冒险潜逃出京,跑到上海,在租界躲避清政府追捕。
1900年7月,容闳与唐才常等人在上海张园集会,成立中国国会。目的是“愿用国会的名义,号召国人奋起自谋以救中国”。中国国会成立后,他与严复被推选为正、副会长。因该会大力宣传维新事业,所以遭到清廷的加紧通缉,容闳只好逃亡香港。
1902年5月,在归国无计,又不能长期滞留香港的情况下,他不得不第6次远渡重洋,在美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11年。在香港逗留的一年多,容闳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,认识到:在中国,靠改良、变法是行不通的,必须要推翻清廷的统治。于是,他在晚年,由改良主义者变为民主主义革命者.
孙中山先生最后的岁月在这里度过
容闳不仅开创了我国近代的留学事业,还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容闳归国后,一直为祖国的富强而殚精竭虑。看到洋务运动并不能挽救时局后,他就积极同孙中山的革命党取得了联系。革命初期,异常艰难,几次起义都没有成功,革命党人的情绪陷入低潮,可是,容闳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。他凭借自己对美国的熟悉,在美国积极地宣传革命,并为革命党募捐。
1901年9月,革命党人在香港开始策划夺取广州的起义,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,但容闳认为应当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。虽然革命派的几次起义全都失败,但容闳在美仍积极活动,计划筹款,训练武装力量,支援中国革命。
1912年1月1日,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,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,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。可惜在4月21日上午,容闳病情恶化,抢救无效,逝世于美国康州寓所,终年84岁。
这就是二位伟人惺惺惜惺惺的交往故事。
教育关乎国家的根本与未来,要想使国家富强,必须培养出大量优秀的人才。毫无疑问,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归来的人,容闳是中国教育史上十分关键的人物。归国后的容闳与不同的派别合作,先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,继而是李鸿章领衔的洋务运动,再是康梁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维新派,最后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,在这一次又一次看似毫无立场和原则的选择背后,是容闳感人的爱国心和强国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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